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随同法国侵略军一起进入天津，充当法军的翻译，参与《北京条约》的谈判。1861年北京北堂的本堂神甫卫儒梅到来天津主持传教，法国领事强迫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将三岔河口北岸的望海楼让给天主教会。1862年天主教会又取得与望海楼毗连的崇禧观的永租权，望海楼则作为法国领事馆。望海楼曾作为皇帝行宫，崇禧观也是著名寺院，被法国领事和教会强占，严重伤害了天津官绅士民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1864年天主教会又在与望海楼隔岸相望的小洋货街修建了仁慈堂、医院、施诊所、修女住宅及一座小教堂。1866年法国神甫谢福音主持天津教务后，为了获得更多的欧洲捐助的传教经费，吸引更多的百姓入教，便鼓励仁慈堂、医院大量收容婴儿、病人。1869年又开始在崇禧观旧址修建大型教堂，即望海楼教堂。
1870年入夏以来，天津传染病流行。仁慈堂收容的儿童病死较多，夜间抬至河东义冢草草掩埋。6月4日，幼孩儿尸体被野狗扒出，引起民众围观，“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接着又拿获拐犯两人，供认用药迷拐幼孩，经官府讯明正法。天津知府张光藻贴出告示称：“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暗示教堂难免没有“挖眼剖心”之事，这更激起民间的反教情绪。6月18日，又拿获拐犯武兰珍，供称受教民王三指使，以药迷拐幼孩，拐一人给洋银5元，夜间便宿于教堂。此供传出，舆论哗然。从6月5日以来，民众不时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教堂附近，发表愤激的议论，要求仁慈堂释放幼孩。修女害怕由此引发暴力行动，同意民众选出5位代表入内检查，当选出的代表进入仁慈堂内时，法国领事丰大业赶来阻止，出言不逊地把代表撵出堂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