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引入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冲击和促进并存，后者尤其有目共睹，不容忽视。不过，西方史学从来就具有多歧性，近20年尤其是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重新定位的剧变时刻。在我们讨论的时段内，影响中国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常依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不少经“海外”学者的事先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形成一种特别的样态，即在西方对立的见解在我们这里却能相互支持。
这样看来，我们确实需要增进对西方史学的了解，方有利于对话。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学界“文化霸权”的存在是个现实，而且的确是不“平等”的现实。但这更多是历史地形成的，不是今日在国际学界唱主角的欧美学人有意造就。如果不顾现实而只强调“辙”的独立性，绝不可能改变闭户造车的现状。如果“接轨”已是势在必行，依我的陋见，只要能站稳自身的文化立足点，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心，承认国际学术地位不高的现实，于我们并无什么损害，恰可以促人奋进；倒是掩耳盗铃的自慰取向，恐怕不过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正如传说中埋首黄沙的鸵鸟，除了将头脸在沙中埋得更深之外，别无改变现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