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属于国家这个“最高的统一体”，所以，国家作为“地主”借以掠夺剩余产品的产品地租形式，成为导致东方社会停滞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产品地租形式必须同一定种类的产品和生产本身相联系，由于对这种形式来说农业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必不可少，由于产品地租是直接生产者被强制地、无偿地向土地所有者——国家提供的全部劳动，“因此，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46]，在直接生产者手中就根本没有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马克思十分精辟地指出了产品地租形式对东方社会“停滞性”所起的作用：“产品地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47]
总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它的产品地租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像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48]。东方社会这种“稳定性”、“停滞性”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但是，这一人类历史的“活化石”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以及各民族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开始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