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庄子》“意象思维”的审美特征
“意象思维”是一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有学者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象思维”。[1] “意象思维”根植于中国的人文土壤，本身具有灵活性、变通性，若以清晰的概念形式对其进行僵化的规定实属不易，所以即便对“意象思维”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通常也只对其作描述性的阐释，而并非以概念厘定之，目的是“悬置”概念逻辑，而以悟性直觉对其观照把握。[2] 这些学者确实道出了意象思维的特征，其研究理路也与研究对象的特质契合。但是，笔者为了论说的需要，还是强为之难，参考一下有关学者的定义：
象思维（即以意象和隐喻、比喻为思维工具）或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常常把形象相似、情景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方式，使之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它讲究“象”在思维中的特殊作用，论天体，讲“天象”，论人体，讲“脉象”和“脏象”。汉语中与思维有关的词汇，大都少不了一个“象”字，如“表象”、“意象”、“印象”、“抽象”等。这种思维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了最集中、最充分、也最完美的体现。但从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注重事物诸象之间的关系、对立、变化及转化）和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一种“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特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