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意”的积极精神在于创新，故章学诚于“别识心裁”屡屡有所论及。他认为自马、班、陈、范以后，纪传之史“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则近乎于“科举之程式”[108]。这是批评“正史”在发展中缺少“别识心裁”的史家。他称赞郑樵继承《史记》的事业，“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109]。他比较郑樵和马端临说：“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110]所谓“独断之学”也就是“别识心裁”。他自谓撰《湖北通志》，“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111]。由此看来，所谓作史“义意所归”，其生命力即在于史家的“别识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