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艺术直觉的认识，是有其诗学传统的，最明显的两个理论来源即钟嵘的“直寻”说与严羽的“妙悟”说。六朝时钟嵘提出“直寻”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8]所谓“直寻”，即直书眼前所见，不仅要求景物外貌的逼真，也求内在意蕴的透视，其本质即是艺术直觉。但钟嵘论述的还比较笼统，王夫之则将这种艺术直觉论自觉地放置于情景关系之中，在注重“目”与“景”的同时，也注重“心”与“情”，提出“心目相取”“触目生心”“即景会心”“因情因景，自然灵妙”的创作理论，其论述的精细程度远超钟嵘。王夫之“现量”说与严羽的“妙悟”说也颇有相似之处，严羽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历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9]严羽所谓“妙悟”，其实质就是跳过逻辑推理对事物本质作直接的领悟，这正是直觉的特征。“现量”说与“妙悟”说，都以禅论诗，都重瞬间直觉，但王夫之的“现量”说从三个层面对创作过程中的艺术直觉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其论述的深刻性与系统性都超过了严羽。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王夫之的诗学理论，既继承了前人，也超越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