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与严认为：“陶行知先生是由改良主义的道路向着革命的道路奔赴的。他最初在晓庄学校是抱着一种‘乌托邦’的新村幻想，以单纯的孤立的教育观点来代替革命的。他在这个时期，只是同情革命青年的做法，而他自己是没有投身革命的洪流里。我们只要从他的‘护校宣言’说的：‘就是以武力来压迫我们，我们还是教他济弱扶倾。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这就暴露了他的改良主义的实质，他不懂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英明指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真理。”“在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中阶级教育的观念是模糊的！ 就表现出他的教育思想落后的一面。”[29]
刘季平认为：“ 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在基本上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从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很深刻的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他在初期，把美国的旧民主思想搬回来，接在他自己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思想和爱国思想的根上，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到后期，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和平民思想，并因此中和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并且相当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大众一边。但他的人民观点仍然表现着两重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方面，有很鲜明的敌我之分；而在根本上则相当地牢固地保持着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因而他的革命观点也有两重性：在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方面，有相当坚定的革命性，而对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道路问题等，则仍保留着差不多全部社会改良思想。”原因在于陶行知先生不仔细看清楚实用主义的“卑鄙目的”，却远隔重洋，把它当作宝贝搬回中国来，种在自己身上，当然就只有一个结果：铸成大错。为什么说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呢？ 问题就在这里。刘季平认为：“陶行知先生应该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政治上否定改良主义，变成革命派；一个是哲学上否定实用主义，变成马列主义。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是在争取第一个变化方面表现了很大的进步；陶行知先生的不幸是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争取第二个变化；因而就不仅在教育上铸成大错，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