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国显然是罪恶的侵略者。但从西方需求和朝贡体系的矛盾来看，鸦片战争的爆发是正常的历史发展。鸦片是借口，侵略与反侵略是现象，贸易是关键词，而新旧国际体系之争是真相。
磕磕绊绊走向新世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上国一下子蒙了。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1840—1860年），清朝始终不能接受战败的事实，更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道光皇帝内心痛苦万分。据记载：“传闻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尝暂息。使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顿时胸闷气短，惊呼：“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蛮夷女子和皇上在一张纸上共署名讳，皇上还要公开承认道歉赔款，怎不让自居天朝上国的大小臣工义愤填膺呢？在心底，清朝君臣压根没转过弯来，还想恢复朝贡体系。
但是，失败之后的清朝又没有能力与列强再起战端。国内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等，让清朝倾注全力去镇压。欧洲列强本以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能让清朝打开门户，结果发现事事磕磕绊绊。清朝官府设置了种种障碍，阻碍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就连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到中国城镇游览，也成了奢望。后来，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以“居住方便”为由，从上海道台那拨了八百三十亩地作为英国居留地——当时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总共只有二十五人。到1848年扩大到二千八百二十亩，此时上海的英国人虽有增加但总数还不足一百。此后1849年，仅有的两个法国商人得到了九百八十六亩的“法租界”，1863年七千八百九十五亩的辽阔地区成为“美租界”。租界让中国丧权辱国，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相当配合。因为当时中国官民也不愿意外国人和自己住在一起，很愿意在郊区划一块地把外国人“关”起来。于是，各大口岸城市的郊区就出现了一个个“国中之国”——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