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蔡京乡里的熙宁进士中，竟然有这么多与苏轼兄弟相得之人。其他如《宋史》本传中举“熙宁进士甲科”的朱服，终亦“坐与苏轼游，贬海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亦熙宁进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78］而张耒本“苏门四学士”之一。可见熙宁“一道德”的科举改革，并未保障培育的干部队伍集体效忠，恐怕这才是熙宁新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明人薛应旂《宋元通鉴》还收集了这样一个故事：
（崇宁间）行三舍法于天下。荣州以王庠应诏，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养，不复愿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诏，岂本心乎？”时严元祐党禁，庠自陈：“苏轼、苏辙、范纯仁为知己，吕陶、王吉尝荐举，黄庭坚、张舜民、王巩、任伯雨为交游，不可入举求仕，愿屏居田里。”朝廷知其不可屈，赐号处士。［79］
竟然处处与元祐党人攀连，实令蔡京等人难堪。其他出现在《宋史》本传中信守“熙宁变法”之旨，坚持维护新法利益的只有寥寥数人，如“熙宁进士第一”的徐铎，就被指责“编类（元祐党人）事状，流毒元祐名臣，忠义之士，为之一空，驯致靖康之祸，可胜叹哉”。邓洵武（即安石信用的权臣，信奉“笑骂任君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之子）则被评论为“邓氏自绾以来，世济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败乱天下，祸源自洵武起焉”。《宋史》人物传的编选标准和评议，其实已部分解释了理学褒贬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