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关于民族对外问题，本书态度似亦失之偏畸。中国自来常受北来游牧蛮族之侵逼，如永嘉南渡，元魏饮马长江，靖康之难，蒙古灭宋后之贱视“南人”，吾族所受外来马蹄之蹂躏，其事岂鲜？而汉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灭突厥，明成祖之伐蒙古余裔，同为我族不胜塞外马蹄之长期压迫，乃取此攻势的防御，本书不宜动辄加以“对外侵略”之罪名。试观宋明两代，以其国力衰弱，不能贯彻攻势防御，即立刻遭受辽金之打击，甚至演出土木堡皇帝被掳之丑剧，可以知其消息。民族自卫，不能采取攻势，即不能良固封疆；是以唐太宗“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四夷”者，亦不过以吾族求取永久之安全保障而已，本书对之极多微词；如此史观，将不许吾族产生反侵略之英雄，宁不令人丧气乎？反之，本书不以塞外马队之南牧为侵略；甚至对于帝俄在清初以来对我之侵略，亦略而不言，不免使人有回护过深之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