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详尽地说明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从第七章开始，我将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从认知风格、语言构造、知识表征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在第七章，我尝试采用认知风格理论和测量心理学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对东西方科学思维的特征、类型和风格做一次整体的“心理测量”。我很赞成美国物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A.米勒（Arthur I.Miller）的一个观点：“科学史是认知心理学的思维理论的‘实验室’”[9]。为了使这种测量更具量化样本的意义，我设计出一套古代科学家思维风格测评量表，并对东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科学家进行测量和评估。虽然这一套测评量表与任何测评量表一样，都不可能不带有测量者的主观意图与偏好，但我认为，只要这种测评依据的是公认的史实，而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断，并且具有内在的融贯性，其结果理当是可信的，是成立的。我的结论是，东西方科学思维具有大脑两半球意义上的“半球风格”特征。
在第八章，语言成为关注的焦点。毕竟语言作为主体活动的能力因素之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心智、思维、心理等认知因素是密切关联的。要想彻底弄清科学思维的机制、类型、过程等，必须对语言的构造和形态做一番细致的“解剖”和分析工作。除了早期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加以利用以外，新兴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成果也成为重要的证明依据。例如，认知语言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基础和研究方法；媒介环境学从传播、媒介和文化的角度综合性地阐述了语言与思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后者集中体现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学派的核心成员罗伯特·洛根（Robert K.Logan）所著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一书中。结合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具体从六个方面，对中西语言不对称性给科学认知和思维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哲学中语形、语义和语用三者关系如何协调的难题，实际上可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