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6）曾依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32]一书提供的资料进行过统计分析。首先按传统“东方”概念，将古埃及划为东方国家；其次，分别将历法、量表、动植物分类、地理游记以及营造、水利、地理、冶金、军事、农业、生物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和技术说明性的著述划归为“经验总结类”，将各种系统的科学哲学观点、科学假说、数学定理及各门学科系统的理论著述划归为“理论体系类”，将科学史上某一事实（事件）的最早记录（包括天文观测中的观测、推算）等划归“新事实的发现类”，将科学观察和实验中所发明和使用的设备和仪器划归“技术类”，将“数学”分为“计算”（或算术）和“几何”两大部分。最后进行统计。其结果是，东方科学文明中，技术类成果占成果总量的35.6%，理论成果仅为9.8%；西方科学文明中理论成果占总量的35.4%，技术类成果仅为14%。如果再把“经验总结”和“实用技术”两项归为一类，强调其经验性和实践性，并在时间上溯到东西方科学文明发生广泛交流的公元1000年以前，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东方科学文明中经验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科技成果占到了53.8%，理论性很强的成果仅为10.1%；而西方科学文明中理论性成果则高达51.5%，经验性和实践性科学成果仅为10.5%。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东方的“技术化”和“经验性”倾向与西方的“理论化”倾向由各自的单侧化相互构成不对称格局。（见表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