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整理僧伽制度的做法，明显地是在仿效天主教的方式。当然，也参考了一些日本寺院的组织形式。在中国佛教教派林立，互不统属互相攻讦，教徒质量又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它实行起来难度极大，这一点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太虚自己也很快认识到，没有政府的支持，对僧伽制度的整理工作难有大的进展。但当时中国内外纷乱的形势，使蒋介石无暇他顾，尽管他支持太虚并与其私交甚笃。抗战胜利后，在太虚的敦促下，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制订并公布了整理全国佛教的计划和章程，并请太虚主持实行。不久内战爆发，太虚又在1947年病逝，整理工作宣告停顿。实践上的艰难，并不意味着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运动的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是成功的，因为它的精神，使佛教组织、佛教事务、佛教教徒适应时代、趋向现代化的精神，在当时获得了佛教界的普遍赞同。
总之，在太虚这一派改革者看来，佛教改革，重在制度的除旧布新，而其关键，又在于旧教徒的改造或清除以及新教徒及其组织的培养和建立。他们主张对守旧但还堪造就的旧佛徒进行教理教制和新学方面的教育，使其变新，而对于混饭吃、已不堪造就的旧佛徒则可“宽许还俗以除伪”。太虚明确地讲：“已出家的人，不能守僧人的规则，尽可听其还俗，以弥此滥杂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