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胡思敬：《国闻备乘》，14～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据该书言：“庚子以后，各省昭信股票悉准报捐，辗转鬻贩，值遂大贱。由监生捐一主事，买票不过千余金，而结费有达二千者，过于捐数几倍。”
[38] 龙顾山人：《十朝诗乘》，39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又据该书言：“光绪末，秦晋赈捐例开，捐生纷集，印结费顿裕，于是例不出结之翰詹科道及小京官，亦群议抽成，号曰‘津贴’。”
[39]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47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张德昌此书主要是通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来剖析京官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李慈铭也是靠捐纳“自同治二年入户部学习行走”，在光绪六年中进士前，其官职收入“每年只有养廉一项”，“养廉收入最多的一年是光绪二年，为数四十三两七钱；最少的时候，是同治二年、三年，每年仅得八两八钱”；在印结银上，“以他这样一个末员，每年所得的数目，最少时是一百十八两，最多时达三百八十六两”。即使李慈铭中进士后，“奉旨以五品即用”，而“五品全俸”一年为一百六十两，大多数时候仍不及印结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