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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米尔制在经济生活上的影响，至其崩坏为止，在俄罗斯曾有过两种对立的见解。第一种见解认为这与个人主义的农业制度相反，能使人获得经济上的安宁幸福，而且因为离开村落的劳动者，仍可再回村落行使其要求的权利，故其中存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有益的一面。主张此种见解的人，虽然也承认一切农业技术或其他技术的进步与改良会因此而被妨碍，只能极缓慢地施行，但认为由于对土地的拥有权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进步之惠。反对论者则无条件地认为米尔制是一切进步的障碍，并将其看作俄国沙皇政府反动政策之最顽强的拥护者。20世纪初期社会改革家的权力有威胁性地扩张时，米尔制即被破坏。斯托雷平（Stolypin）在其1906年至1907年的农业改革法内，将权利赋予农民，使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与米尔脱离，而且可要求后来的重新分配不得将其原有的所有地掺入。所有地应当作为一块统一的地面，因此与日耳曼阿尔干的圈地原则相同，村落分散，农民居住于自己的土地中央，而且形成个别的经济。于是国务大臣维特（Witte）伯爵一直期望的米尔的崩溃出现了，这是自由党未敢妄想的。至于俄国的宪政民主党员，固然不相信其有改革的可能性。斯托雷平实行农业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使较富裕的农民（拥有大量资金、按家庭成员的比例来说拥有较多土地）退出米尔，进而将俄国的农民分为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中，一个阶级为富裕的大农业者，分离出去而形成单独的圃舍经济；另一个阶级因人数众多，其所拥有的土地本来就不足，现在更丧失了重新分配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就成为无希望的农村无产者了。第二个阶级痛恨第一个阶级，将他们视为米尔神圣原则的破坏者，因此，第一个阶级被迫无条件地支持现任政府。假使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必将成为俄国沙皇政府的新拥护者与护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