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康复了，而且一直很好。事实上，她已能胜任重要的工作。但是在这种催眠治疗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对此，布洛伊尔从不给我指出。而且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发现长期秘藏起来，而不把它贡献出来以丰富科学事业。然而，最紧迫的问题是：是否可能从他在单一病例上所发现的东西之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来。在我看来，他所发现的东西的那种状态具有如此基本的性质，只要能证明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过，那么我相信它肯定也会出现在每一个癔症患者身上。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靠经验来决定。因此，我开始用我的病人重复布洛伊尔的研究。最后，尤其是在我1889年拜访了伯恩海姆、在他告诉我催眠暗示的局限性以后，我专攻此事，其他什么也没干。经过几年的观察，我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容易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是能够得到验证。这时，在我使用类似于他所用的观察形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之后，我向他建议，我们应该合作出版一本著作。起初他坚决反对，但最后同意了。特别是因为与此同时，让内的著作抢先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他的研究成果，如将癔症症状追溯到病人生活中的事件上去，以及通过同类程序反复催眠以消除症状等。1893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导引性质的文章“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随后在1895年，我们又合作出版了《癔症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