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对宋词的贡献还主要在于：扩大了词的题材；改变了词的体制；巧妙地运用情景合一的艺术手法，使词的语言进一步通俗化和口语化。柳词之所以“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72]，就在于“永所作，旖旖近情，尤使人易入也”[73]。
词到了北宋，出现了令词和慢词的“双峰对峙”局面，柳永成为慢词的“开拓者”，也可以说从柳永以后，慢词得以大盛，开启了宋词的新天地。而在整个宋词发展上，婉约派词风和豪放派词风也可以说从柳永而始分端倪。柳永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至于豪放派则首推苏轼。
三、“新天下耳目”的苏轼词
柳永的词成就虽高，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及个人经历的限制，他只能浮于社会表层，而揭示社会深层矛盾，使宋词得以“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则是一代文豪苏轼。
苏轼横空出世之前，宋词基本是两种格调，一是“艳词”，一是俗词。苏轼对这些词是不甚满意的，他决心使词有所革新，自成一体，有人把他的这一开创性成就归之为宋词的“士大夫化”，即极力体现士大夫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74]。苏轼的词学成就很高，在宋词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其特点主要有：突破“艳科”的樊篱，使词的取材范围更加宽广，大凡爱国思想、个人怀抱、山川景物、乡村风土、吊古怀人无不入词中，使词从原来的狭小区域迈向广阔的人生社会；开创了豪放派词风，一扫绮艳柔靡的“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词风，使词具有奔放雄伟之势；与其文学主张一样，使词进一步诗化和散文化。诚如刘辰翁所言，他的词“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