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论世变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由的认识，朝廷当政并不推求严复变革的办法，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所面对的官僚体系，生为能语之牛马，死做后人之绊石。
他骂康有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鸠的对中国的分类法：德性、恐怖、荣宠。
他直接分为二种，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直截简明地说明政体的性质。
郭嵩焘早年即发现了严复的特质，以严复的头脑，他应为开放的时代和机制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异彩了，但他厄于专制的流弊晚年被动惹一身骚，弄得灰头土脸。
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