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从这一点来看富有启发性的电台演讲中，本雅明短暂地提及了“伟大艺术家之存在”[56]的分层，就像它成为弗里德里希·贡尔多夫（Friedrich Gun-dolf）1916年的《歌德传》之基础那样。与这部在关于“歌德之亲和力”的杂文中已经是批判对象的作品再次展开争论，他这么做较少地出于这一目的。这本格奥尔格学派（George-Schule）的“精神之书”其实为本雅明充当了其选集工作之若干前提的解说。贡尔多夫把歌德之本性“由外而内地集中”包围起来[57]的尝试，以对原始资料的一种评价为基础——根据其重要性来安排，书信居于谈话之上，但是居于“原创性作品”[58]之下——本雅明出于不同的理由并且不仅针对歌德而拒绝这种评价。在对第三篇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之《书信》的评论中，他就已经这样写道，“高超技能从来不只是在劳作中，而且同时在私人的生活空间中”[59]清楚地显示出来。此外，对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之接受恰好鲜明地证明了，（无论是作品、作者还是原始资料之）等级化与圣徒化的每种类别都更有可能妨碍对过去的创造性的讨论，妨碍对文化遗产——对那些本雅明用来理解“生机勃勃的传统”[60]之物——富有成效的、着眼于现实的继承，还会使其破灭。因为，就像在电台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何物被“典范性”地僵化了，它就“不再值得讨论”并且因此“如今在效果上徒然无用”[61]。最后，要点是：在这样一种分层模型中，会有两个事物错误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因为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距离，那种（也正由贡尔多夫隐含地假定的）“人与作者、私人与客观、人与物之间的区分”失去了“它的正当性”[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