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那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他们两个，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他们都居住在当时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华北。
从华北俯瞰中国南方各种原住人群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焚烧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懒，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
与此同时，当年中原的诸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夺利图财而争相奔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