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高管薪水是员工的275倍，而在30年前，这一数据则为35倍。金融机构对高管的激励措施往往与短期证券交易受益挂钩，在高薪驱动下，华尔街的精英为了追求巨额短期回报，纷纷试水“有毒证券”，从而从事金融冒险。那些衣着光鲜的金融高管每天只消打几通电话或者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几下，就可以获得非洲、亚洲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金融高管还要求发高额奖金。
华尔街过度创新的金融工具，缺少监管、过度杠杆化的金融风险，以及过高的金融高管的薪资压垮了华尔街。如果华尔街失去了金融监管，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危险。
我们知道，如果监管者从纳税人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降低存款保险机构的成本，需要完成几项任务。他们必须对风险过大的资产予以严格限制，制定较高的资本金要求，并且不得采取允许资不抵债机构继续运营的监管宽容的态度。然而，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监管者有反其道而行的动机。
事实上，在储贷协会破产危机的悲剧中，监管者时常放松资本金要求和对风险资产的限制，并采取监管宽容的态度。监管者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试图逃避监管不力的指责。通过放松资本金要求和奉行监管宽容的理念，监管者能够掩盖资不抵债的银行的问题，并寄希望于这种状况会得以改善。爱德华·凯恩将监管者的这种行为称为“官僚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