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寅恪、程千帆先生的考证，牛僧孺的《幽（玄）怪录》、《传奇》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铏的《传奇》都可能是行卷之作，这些传奇小说作品集，也是流传至今的唐人小说中的一些精品。
总而言之，唐代文学的繁荣，特别是诗歌的昌盛，自然有着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行卷之风的盛行，无疑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除此而外，唐代科举制度中的进士科，适应社会上文化正在普及、官吏文化水准亟待提高的现状，采取了以文取士、以诗赋取士的方式，使诗文成为知识分子博取功名的手段。利禄的诱惑，吸引了几乎整个知识层群体毕其全副精力投身于诗文的揣摩、创作，使唐代社会的文学水平从整体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才能孕育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一大批文学巨匠。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李白、杜甫，尽管并未考中过进士，但他们几乎都有为中进士而拼搏的经历，也许他们的许多文学精品既非省试诗，也非行卷之作，但他们能创作那样高水平的诗文，却是受了科举制“以文取士”造成的重文学、重诗歌的社会风气的间接影响。
第四节　科举制与唐代知识分子
科举制度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诗歌的昌盛，而且对唐代文化的其他方面，诸如教育、学术、思想等，都有极大的影响。而这一切，可以说，都是通过左右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命运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