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民族认同上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在民族认同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华夏民族的认同感加强，呈现出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双向过程。一方面，中原汉族对少数民族有认同。各少数民族都被认为与汉族有着共同的祖先，有血缘上的兄弟关系。如匈奴人被视为夏王朝的后裔，鲜卑人是黄帝的后裔，羯、氐、羌则分别是夏、有扈氏、舜的后裔。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有对汉族的认同。匈奴人刘渊起兵时打的是恢复汉代刘家天下的旗号。因为匈奴人是汉室的外甥，与刘家有姻亲关系。对刘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口号，而且还有一种责任与义务。中国文化中也存在所谓“夷夏”的观念，讲究夷夏之防。但其侧重点并不在血统，而是在文化。夷夏的区别主要在于礼的不同，行夷礼即为夷，行夏礼则为夏，夷夏可以互转。舜和周文王分别为东、西夷人，但都是华夏族的著名人物。周太王的儿子泰伯、虞仲到江南后“文身断发”蛮夷化了。到春秋时期，其后裔吴国君主又作为华夏之邦的代表。楚国最初属华夏，迁到江汉地区后，变为蛮夷，到楚庄王时，又成了华夏文化的代表人物。杞国本是夏的后裔，但因行夷礼，到战国时期就成为东夷了。[3]这种自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观念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及华夏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欧洲则缺乏中国那样的民族认同。罗马帝国内部并没有形成民族认同。在罗马帝国内部，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的界限非常明显，各民族之间的地位也不一样。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传统，把他们之外的人称为未开化的蛮族，禁止罗马人与蛮族人通婚。[4]日耳曼人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大都采取分治的措施，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法权地位不一样，分别受制于各自法律。虽然这些蛮族政权在一定时期内也以罗马的将领自居，甚至以罗马人的皇帝自居，但始终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