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会计学、贸易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在民国期间也均得到了发展，并开始了各自的学科建设，由此可见这门学科内容丰富之一斑。
三、文化学
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于民国时期，同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它也是从西方引进，然后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原从拉丁文“Cultus”而来。我国古老的词汇中也有“文化”一词，意为“文治教化”。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乃清末从日本引进，是对“Culture”的意译。直到五四以前，它常常与“文明”混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标志着现代文化意识在中国蔚然兴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只进行单一的政治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变革，否则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将难以保住。于是，人们开始空前关注起文化问题来。五四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评论的文章大量发表，还出现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这样有影响的研究文化问题的专著。人们围绕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论争。在论争中，对有关文化概念的内涵、文化的起源、结构、特性、变迁的规律等问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如关于文化概念的内涵，就出现了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提出了与梁漱溟接近的看法，不过将文明与文化作了区别，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先有文明，后才有文化。梁启超则借用佛教名词来阐释文化定义，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作文化”。这显然是一种广义理解文化的唯心主义解释。再如，关于文化的起源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梁漱溟认为，文化的根源在人的所谓“意欲”，意欲方向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由此，他得出其“整齐好玩”的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说。共产党人瞿秋白、杨明斋等则针锋相对，在批评梁漱溟“意欲”说的同时，阐发了对文化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解。正是在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中，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对文化本身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从而为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五四时期是民国文化学的孕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