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文为诗”。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发展了韩愈的诗歌散文化倾向，但他们相当多的以文为诗之作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苏轼吸取了他们的经验教训，基本上纠正了这种弊病。苏诗议论英发、精警动人，同诗中充沛的感情、生动饱满的意象、骞腾夭矫的笔势以及流畅宛转的节奏相互融合。其早年写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即堪称宋代以议论为诗的典范作品。《石鼓歌》以古文笔法叙述自己见到石鼓的经过和石鼓的状貌，而议论也就在这些具体的叙写中逐层展开，最后点出全诗主旨：“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见解新颖精警，议论挟带情韵和气势。汪师韩评曰：“澜翻无竭，笔力驰骤，而章法乃极谨严。”（《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由于借鉴吸收了古文的章法、笔法、句法、词语入诗，苏轼的许多古诗和一些律诗都能做到以意运笔，意脉贯通，笔力纵恣，转折顿挫，诗意层次之间的承接转换如行云流水，自然畅达，把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苏诗的语言清新、博洽、鲜活、灵动。举凡经史诗赋、佛老道藏、生活口语、民间俚语，无不汇聚笔端，任其驱遣。苏诗中的佳句，或以用字准确新奇见长，如“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次韵沈长官三首》之三），“归路春风洒面凉”（《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尺书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无”（《喜刘景文至》）；或以句意凝练精警制胜，如“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栖贤三峡桥》），“饥来据空案，一字不堪煮”（《虔州吕倚承事》），“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白水山佛迹岩》），“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等。苏轼胸藏万卷，善于使典用事，常常随手拈来，灵活妥帖，如水中着盐，浑然无迹却内含深味，如《赠王子直秀才》的“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的“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的“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都是用典精切巧妙、自然无迹的例子。苏诗中的对仗，工整新奇，自然灵活，常以语脉的流动和上下句意的疏离或反差避免了呆滞，如“诗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次韵柳子玉过秦绝粮》），“闻道骑鲸游汗漫，忆尝扪虱话悲辛”（《和王斿》），“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大风留金山两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傅尧俞济源草堂》），都是对仗工整新奇、气机流走、天然凑泊的联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