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由学生爱国运动发展为全民爱国运动，上海“三罢”斗争上承下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上海及各地“三罢”的起因是支持北京学生运动，而北京学运的第二次高潮起于6月3日，故此后的运动亦可称为“六三”运动。由“五四”发展到“六三”，运动的基本目标一以贯之，即坚持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拒绝签订有损中国国家主权的对德和约，追究中国外交失利的责任人。6月10日曹、章、陆的去职，使运动实现了目标之一（6月12日上海恢复开市），此后运动的主要目标即为拒签和约，而要做到这一点，运动的矛头所向不能不对准北京政府，因为毕竟只有北京政府才可以决定是否在和约上签字。
此时此刻的北京政府正陷于进退两难之境。本来，北京政府已经作出签约的决定，但“六三”运动之后，签约与否又成问题，“政府以民意所在，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益臻困难矣”。其时北京政府内部及北洋各派系之间的固有矛盾更加剧了政府的窘境。时任北京政府总理的钱能训本为大总统徐世昌信赖之部属，但在所谓责任内阁制的体制下，总统尚可对如此重大的外交交涉之失利有所遁词，而总理却可谓首当其冲，难以免责。6月11日，钱能训提出辞职，徐世昌虽有心挽留，无奈没有正当理由，国会方面亦不支持，故只能在13日决定准免其职。随后，徐世昌令刚接替曹汝霖任财政总长的龚心湛为代总理。由于一时找不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合适的总理人选，龚只能就此暂代下去，但他不安其位，抱着临时维持的态度，而且此前对外交问题及山东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并无更多的接触，并不利于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对外交作出有力的决策。龚在对外国记者谈话时曾表示：“政府对于和约签字问题，则决定按照协约国所建议者办理，故近日政府电饬巴黎各委员，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其语或有对外敷衍之处，但毕竟还是反映出当时政府主事者的某种茫然心态。对于关系中国国家利益的如此重大的外交问题，北京政府不能有明确的应对之方，既反映出民众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之大，也反映出其时苦于军阀派系相争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