烺儿的婚事便是在这里举办的。
被请来的南京文友有吴蒙泉、龚退庵、冯粹中、牛草衣、宋润九、涂长卿、沈瘦岑、樊圣谟、顾秋亭、戴瀚等人，当然不会少了扬州那边的程晋芳。程晋芳曾建议吴敬梓，也该屈尊请一请大名鼎鼎的诗人袁枚。这袁枚虽未与吴敬梓谋过面，但却是程晋芳的诗友，他给牵个线，袁枚大概不会不来。程晋芳想让吴敬梓屈尊请袁枚，主要是为刊刻《儒林外史》着想。因这袁枚，不仅住在南京一带，而且算是这一地区最为富有且有官身的文人。袁枚本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后来在江宁（当时的南京所在县）小仓山买下大片土地筑成随园，曾著有《随园诗话》。乾隆元年（1736），二十一岁的青年才俊袁枚参加朝廷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在二百多硕儒中，他是最年轻的。乾隆三年（1738），他中举人和进士，在江宁及溧水等地做知县，三十三岁时就“隐居”在他的随园了。在袁枚看来，他处在盛世，到处都是雨露阳光。他在给自己的友人（也是吴敬梓最要好的朋友）程晋芳的信中说过：“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照当时情况看，这话对号入座很可能指的是吴敬梓，因当时当地，没有哪个文人比吴敬梓更“大怪癖、大妄诞”并“受文人之厄”了，而且直接宣称过“一代文人有厄”。袁枚这话的意思很分明，即，如果你受了“文人之厄”，就应该从你自身找原因，是因你自己“大怪癖、大妄诞”。袁枚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的经济状况极好，但他的上辈则是较为贫寒的。同代文学家姚鼐为袁枚写的墓志铭说，他的祖父、父亲、叔父“皆以贫游幕四方”。“游幕”是给人做幕僚，也称师爷。所以袁枚特重视赚钱理财。他卸任为文后，卖文的价格越来越贵。他的同代人伍拉纳之子作的《批本随园诗话》透露，袁枚经常吹嘘自己的诗文得到某名公巨卿赏识，实际只是他的某种宣传策略，“借以吓骗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声气耳”。袁枚自我宣传后，身价越来越高，有些富户不惜酬以重金，一篇墓志铭的润笔费可达一千两银子。王英志《袁枚评传》中列有统计材料，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共有五百三十多篇文章，其中碑传、墓志铭、行状、书事一类传记文有一百五十多篇，内写九卿督抚以上的多达五十多篇，占到百分之十以上，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为大官写文章，或得名或得利，对袁枚提高名气作用自然很大。盐商安麓村因刻孙过庭书谱，请袁枚题跋，袁枚只写了二十二个字，即“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枚印可时年七十有七”，安氏便给袁枚的润笔费二千两银子，每个字近百两。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袁枚将自己的各种著作刊刻印行。袁枚曾谈到两位友人资助他出书，实际上据《批本随园诗话》说，当时有些人为附庸风雅，借诗话传名，贿赂袁枚的很多，要入书可以，但要给银子！这样“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择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袁枚的号）已致富矣”！伍拉纳之子见过袁枚数次，又见过袁枚的妻妾，吃过她们做的饭菜，关系很熟悉，所述的可信度很高。与出作品集相联系，他又广收门生，包括众多女弟子，这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章实斋就大骂袁枚收女弟子是开恶劣之风，在他的名著《文史通义》中对袁枚大加批判。但袁枚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像他得意的女弟子严蕊珠“典簪环为束修，受业门下”就是突出的一例，女弟子将首饰典当出去，学费是欠不得的。同时弟子自然要看老师的书，这又扩大了他著作的发行量。袁枚简直是将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做了，当时会做的人不多，几乎没有竞争，就看自己脸皮厚不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