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考量，慈禧太后当然从感情上比较倾向于主战派的看法。但是作为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也无法仅仅从感情出发去制定政策，事实上她一直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在没有得到列强在大沽炮台开衅的报告之前，虽然对义和团的态度是时剿时抚，但她对列强并不敢真正得罪，一直设法向列强乞和却是始终如一的。即便到了列强的所谓“使馆卫队”和西摩联军相继进发北京以后，慈禧太后虽然比较倾向于主战派的意见，倾向于如果列强首先开衅，中国将不惜一战，但她依然不愿扩大事态，依然寄希望于能够有效地镇压义和团，从而迫使列强没有理由继续用兵。
慈禧太后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她的愿望去进行。一方面义和团运动没有因为清廷的镇压而平息，反而在所谓“使馆卫队”进京之后，尤其是西摩联军出征之后承担了抗击列强、阻挠联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联军在面对义和团抗击，甚至遭到清军阻击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向北京进兵，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
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于6月16日电召善于与列强周旋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即进京，并于同日下午召集有百余人参加的御前会议，研讨对策。
在这次御前会议上，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和以荣禄、许景澄、袁昶为首的主和派围绕着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分别站在不同的方面，直接对立。